#转载#政局不稳定和管理水平薄弱导致物种消失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推鸟”

翻译｜Hannah

编辑｜CrazyBirdy

    近期，一支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主导的研究团队，对近三十年来全球野生水鸟数量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低水平的国家管理水平是水鸟物种数量下降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因素相比经济增长，气候变化甚至人口激增等因素来说，对水鸟数量变化有最强的解释。这项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自然保护区对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但这种效果必须是建立在政治上稳定、法律健全和社会结构相对坚固的国家基础之上。

黑尾塍鹬（Limosa limosa）的分布区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到欧洲，非洲和澳洲。摄影：Szabolcs Nagy（湿地国际）

    这项研究的数据来自1990年开始的、由湿地国际（Wetland International）统筹的“国际水鸟普查（International Waterbird Census）”项目。这个项目使用水鸟的群体物种变化作为可以广泛使用的生物多样性趋势的数据，因为水鸟栖息的湿地环境是地球上最多样化和最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地区之一。

    研究人员利用这个巨大的数据库来估算国家和地区的局域物种变化，并把该结果与全球政府管理水平的指标进行了比较，全球政府管理水平衡量了社会稳定性、法治到政治腐败等众多有关的因素，以及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保护绩效等数据。研究小组还发现，政府管理、执法水平下降厉害的国家和地区，水鸟下降的幅度较大，如西亚和中亚，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政局稳定、国家管理水平很好的欧洲大陆，很多水鸟群体的整体“健康”状况尚佳，仅个别物种存在一定的威胁。这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社会政治稳定性首次被确定为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丧失方面最要重的全球指标。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剑桥大学的动物学研究中心和生态风险研究中心天野达也博士说：“虽然全球自然保护区的覆盖率在不断提高，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治理不力可能会损害这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正面效益。我们现在知道，在制定未来的环境政策和实践时，治理和政治稳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

1990-2013年全球461种水鸟调查反映的水鸟数量变化趋势的，暖色为红色的地区数量表示下降很厉害的地区，冷色表示是稳定或者上升的地区（来自于Amano et al 2017 Nature）

    在谈起这项可能会对未来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层面可能具有显著性影响的研究。天野达也（Tatsuya Amano）博士也谈到了背后的一些故事。2015年的一天，当他刚刚获得了这个研究的初步结果时，他把全球鸟类的变化趋势的图标绘制出来（如上图），他惊奇地发现在中亚和西亚的水鸟变化十分剧烈，这跟他之前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天野博士很自然地去寻找这个结果背后的解释原因。于是他使用了可能的解释变量进行关联分析，包括气候变化、水体的变化和水鸟物种的性状（如下图）。更加令天野博士吃惊的是，政局稳定和政府管理水平竟然是最重要的原因。

可能解释水鸟数量变化的因素，可以看出政府管理的水平相比其他的因素（Y轴从上到下：水体变化、GDP增长、人口变化、农作物变化、温度变化、降水变化、保护地、政府管理水平、温度变化随纬度的交互作用、降水变化随纬度的交互作用、保护地和政府管理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水鸟数量的变化提供最大的解释（来自于Amano et al 2017 Nature）

    这项研究的主要执行者是天野达也博士和他在剑桥大学的同事William Sutherland教授。合作者是来自英国巴斯大学，美国圣克拉拉大学以及湿地国际和美国国家奥杜邦学会的研究人员。该研究报告的作者说，由于缺乏全球关于自然界变化的长期数据，使我们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理解受到限制。不过，他们认为保护生物学家在试图度量这些全球模式的时候，以水鸟作为突破口是非常好的尝试。

反嘴鹬 （Recurvirostra avosetta）， 一种发现在亚洲、欧洲、非洲迁徙的水鸟。摄影师：Szabolcs Nagy（湿地国际）

    水鸟是一群不寻常的动物，从鸭雁类、鹭类到火烈鸟和鹈鹕。它们的湿地栖息地覆盖了全球约13亿公顷的地区 - 从海岸到淡水，甚至高原湿地 - 并提供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且湿地也比其他形式的生态系统退化得更严重。另外，水鸟在种群数量监测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湿地国际组织每年的全球越冬水鸟普查，在过去的50年里有15,000多名志愿者参加，美国奥杜邦协会的年度圣诞节鸟类数量调查可以追溯到1900年，也是一项很有群众基础的鸟类检测活动。本论文的共同作者Szabolcs Nagy-“湿地国际非洲 - 欧亚水鸟普查协调员”说：“我们的研究表明，对水鸟的监测结果，可以为我们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提供有益的信息和经验”。

沙特阿拉伯进行水鸟监测的人员（左）和阿曼的湿地（右）（摄影：Szabolcs Nagy）

    对于研究结果的深层次含义，天野博士说：“在数据分析时候，在研究人员所测试的所有可能的人为影响因素中，国家管理水平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为管理不力通常与缺乏环境执法和投资有关，间接导致了水鸟栖息地的丧失。” 这项研究还揭示了GDP增长速度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越快，水鸟种类下降越大。研究结果显示：在南美洲，局域水平上的平均生物多样性丧失受到最严重的影响：在过去的25年来，该地区的年均损失为0.95％，累计相当于下降了21％。

    研究人员指出，亚洲和南美部分地区水资源管理不善和水坝建设已经造成湿地在伊朗和阿根廷等国家永久性干涸 - 即使在被指定为保护区的地区。效果不好的狩猎法规也可以解释在无效管理下的物种丧失。天野博士认为：“政治不稳定性会削弱执法力度，甚至会在保护区促成不适当的、非法的杀戮。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保护区位于治理不力的国家，受保护的保护区根本不利于生物多样性。”

伊朗某湿地里面的捕鸟网（摄影： Petri Lampila）

    而另一项由剑桥大学的发表的研究也显示，由本地人员参与的地方草根环保类NGO开展的一些基层保育举措可能比政府在保护生态系统方面更为有效，这是一个可能解决政治不稳定地区的保护途径。

译文链接1:

译文链接2：

论文的原文:

Tatsuya Amano et al, Successful conservation of global waterbird populations depends on effective governance, Nature (2017). DOI: 10.1038/nature2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