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成为保育学家?你需要了解更多年轻保育学者的苦与乐

富人的职业?

年轻的保育学家在行业中艰苦奋进着


2017/8/16 Jeremy Hance

翻译/龚伽胜,虞星逸  审稿/海风

*文章字数7492,阅读约15分钟。



●Mongabay(非盈利性环境保护组织)采访了一些年轻的环保人士,希望了解他们开始这个工作时的经验。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表示有过被迫重新思考他们的职业选择,而导致这个情况是因为现今生态保护部门紧张的就业机会、所需的高学历和工作经验,以及工作通常是临时的和入门级的。

●为了满足未来老板对于工作经验的要求,很多毕业生正长期处于专职无薪实习或志愿活动中。


●在这些趋势的影响下,生态保护可能会错失大批热情有资质且敢于创新的年轻人。


Nika Levikov曾经发誓她再也不会当服务员了。然而今天——这个从伦敦帝国学院毕业、拥有环境保护学硕士文凭的高材生——却为了生计在餐厅接受点单、递送酒水、清理餐桌。


毕业后,Levikov花了两年时间在欧洲寻找有薪水的生态保护工作,又花了十个月在非洲东部做志愿者之后,她搬去了马耳他岛,在“马耳他温室”工作。Levikov欠了超过100,000美元(667,000人民币)的学生贷款,她形容她现在的工作是在小型环保NGO的非正式的工作,像是自由职业者——有些工作时间是付薪的,剩下的则是自愿性质的——而整个组织也要努力寻找更多的资金赞助。


“现实是我们很多人都必须为了最终梦想的工作而积累经验,在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去照看婴孩、清理卫生间、端送酒水以养活自己。”Levikov说。Levikov曾经在Mongabay做实习生,今年过了30岁。


“现在的情况是我完全破产了,但我依然祈祷在不久的将来我的事业能够腾飞,我没有埋怨任何人,”她告诉Mongabay。“我曾以为我所有辛苦的、没有薪水的工作最终会有回报,我曾以为拥有一个备受尊敬的大学的文凭会对我的就业带来帮助,确实这些想法是错误的。”


Levikov 的经历并不是个案。


为了这篇文章,Mongabay采访了十几个生态保护者,很多都涉及到了类似这样令人郁闷的故事:连续不断没有薪水的实习,还不上的学生贷款,短期少薪或无薪工作,他人轻视的态度和只是入门级的工作,却希望求职者拥有相当多在该领域的工作经验。


另一些生态保护者害怕自己的坦率可能会在他们找工作时有不好的影响,拒绝对此作出评价。

Nika Levikov在坦桑尼亚寻找威斑马。


“富人的专职”


我们整个世界正在经受巨大的环境变化。


去年,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地球生命力报告”中宣称野生动物的种群在过去的40年下降了58%,这是从大约10,000个脊椎动物物种中的3706个里得出的数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气候变化,生物学家已经在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物种上记录了气候变化对其带来的影响。科学家们也宣称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人类世,可能会出现具有极大毁灭性的生物大灭绝,甚至和发生恐龙灭绝的白垩纪有得一拼。这将对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


在这场剧变中,环保人士就是我们的环境医生。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也在尝试去缓和环境变迁带来的对人类的伤害。如果没有环保人士坚定地去拯救物种、保护生态系统,很多物种现在根本不会存在。


然而现在新兴的环保人士因为职业趋势、企业结构和领导层的决定这些他们无能为力的因素而面临退出这个行业的风险。当然,生态保护并不是唯一面临威胁的职业——艺术、挖煤业、邮政工作和报章杂志就是其它的例子。但生态保护有一个大问题:如果年轻的环保人士不能把他们所学的知识、所有的经验和热情投入到终身的职业中,在地球上的生命将会变成什么样?


“生态保护既是职业也是使命,”一个牛津大学的生物学家E.J. Milner-Gulland说。“进入求职市场的年轻人比以往的都要训练有素,也有更多的经验。可是因为现在的行业形势,他们很难找到带薪的工作。”


不幸的是,现在并没有生态保护领域就业及薪酬方面的数据。对于一个要求高学历和研究技能的工作,缺乏这方面的统计研究数据令人吃惊。


生态保护领域最大的招聘网站Conservation Careers每年提供6000个工作机会,网站的主管Nick Askew说整个行业每年大概有近30000个工作机会,他把这称为他“最好的估计”。没有数据表示有多少人在寻找这些就业机会。


估计工作机会和工作需求比例之所以困难在于这个行业的范围太广泛,从在民间气候NGO撰写资助计划书到在动物园里照料犀牛到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做关于树袋鼠的实地研究,以及所有介乎这些事情中间的领域,都可以归为生态保护的范畴。


接受采访的环保人士——他们中的一些是教授,一些是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寻找工作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是后来干脆全部放弃生态保护的人,所有人都表示工作机会很少且难以企及。


“很多入门级的工作是无薪、少薪、临时性的,却对你的学历有很高的期待,”加拿大康沃尔35岁的Jessica Williams解释道。Jessica Williams曾经离开了在零售管理部门的工作,来到英国从事生态保护。为了她的目标,她花费六年时间,在全职的情况下拿到了第二个自然科学的学士学位。她现在正一边做生态保护的志愿者,一边寻找真正有薪水的工作。


Askew说现在的生态保护求职市场比以前竞争更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环保人士愿意做没有收入的工作。Conservation Careers在2014年有一个调查,询问环保人士是否感觉现在寻找工作更难了,94%被调查的人给予了肯定的答案。


Lucas Ruzo. Photo courtesy of Lucas Ruzo.

Lucas Ruzo是一位26岁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环保科学硕士,可他却在找工作一年无果后彻底放弃,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NGO组织Citizen Zoo,他承认该组织目前尚未获得资助。


住在英国剑桥的Ruzo表示结构性问题使年轻的环保人士越发难找好工作。他认为非盈利性捐款方不愿为环保企业的核心基金掏钱的行为导致情况越发困难。捐款方的这个行为导致环保组织“失去成长、创新和保持有竞争力的劳动力的能力”。


当然,环保工作除了捐款人外还有其他资金来源,政府也是资金大头,但在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时代,被采访方表示政府资金不是缩水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尤是如此。


“环保不是我国的焦点,哪怕墨西哥是全球17个生物多样性高度丰富的国家之一 ”在牛津大学读博士后的29岁墨西哥环保人士Lucero Vaca如此表示。她指出墨西哥在2016年只花了0.5%的GDP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


来自Conservation Careers的Nick Askew指出大多环保职业和NGO组织总部都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得那些不在这些工业化国家生活的环保人士尤其难追寻自己选择的职业道路。


“我羡慕那些人民有可能为环保事业工作,而环保事业是他们一生职业的国家”斯洛伐克一名自然保护者Juraij Savjda感叹。Svajda曾为斯洛伐克的环境部门和国家公园系统工作,却和很多政府中的环保人士一起在2007年的政治清洗中失去了工作。现在他在当某教授的助教。


Juraij Savjda表示“斯洛伐克还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以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上排得很后”。

2011年在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的硕士项目的摘要中提到了一些生态保护面临的挑战。该项目调查了63位2007年至2011年间毕业的生态保护毕业生,结果显示只有大约一半(32)的毕业生被生态保护组织任用。超过半数的人表示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志愿者。没错,拥有硕士学位的志愿者。


有70%的毕业生的第二份工作是有薪水的,然而大部分的工作只是暂时的。少于30%的第一份工作以及少于50%的第二份工作时长超过一年。


正是这个实习生被困于全职无薪工作或长期志愿的趋势,恶化了这凄凉的市场现状。


“实习对毕业生很有用,可以用以体验自己选择的专业,为他们的履历积累经验,增加自己的人脉。如果做得好,实习可以开启一个年轻环保人士的事业。”Askew说。


但是很多这类的实习机会并不给到放暑假大学生去尝试这一领域的工作,而是给到那些有高等学历和已经有很多经历的毕业生。为了参与几个月一次的研究,甚至有些年轻的环保人士花钱去工作,把钱给予类似位于伦敦和加州的Frontier这种非盈利的志愿旅游机构。


这样的趋势已经变成了恶性循环。那些有高等学历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如果要找工作的话,需要更多的经验,尤其是现场经验。但是唯一可以获得经验的方式就是无薪实习和志愿活动。很快一个无薪实习都不够成为找工作的基本标准了,两个三个或更多成为了找工作的潜规则。


拿到硕士学位后,Ruzo在被财政压力压垮之前经历了两次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工作。他身边有朋友做了一年没有薪水的工作。“这些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现实的,”他说。


在实习之后会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受访者还没有确定的工作机会。一些年轻的环保人士放弃了这一领域,转战其他行业;有些像Ruzo一样尝试创办自己的民间保护组织。很多一面做其它有薪水的工作来支付账单,一面继续寻找这一领域的工作。还有的耸耸肩拿到了博士学位,大部分在进入令人羞辱的就业市场前,还能靠低薪养活自己几年。


有一位匿名者说他自从2015年12月起就开始找工作,至今没有成功。这段时间他为各种组织免费工作过:世界自然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热带生物学协会,英国惠特莱自然基金会,在国际鸟盟做过有薪水的临时工。他说自己申请了超过70份工作,面试了十五次,有四次是第二名。


“其中一次我是第二候选人的是一个民间组织的面试,我在面试前至少为该组织做了6个月的全职志愿者。但结果还是令我泄气,”那位匿名者说。“不只是耗尽了精力,也流了很多泪水。”


那位匿名者最终和父母一起回家重新商讨未来的计划。


Milner-Gulland说她很担心生态保护专业会成为“富人的专职,”只有那些富有的人才能在完成高等教育后,坚持下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无薪工作。


“这确实像极了一个需要用钱开拓未来职业的领域,”Williams说。


Lucero Vaca和美洲虎


“我们永远无法做所有我们想要的保护工作”


2015年,Auriel Fournier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志愿领域技术人员对野生动物生态学有害”的意见书。她的团队的论点是这样的:如果不给现场技术人员付薪,则那些无法免费工作的人将被排除在外,这种金融障碍无助于创造一个真正多样性的学生群体,从而将损害科学及环保事业。


目前,26岁的Fournier在阿肯色州大学读博士,她说,她之所以写这篇论文,是因为她看到了无薪实习、志愿工作和付费才工作的计划是如何使同事无法晋升的。


Fournier说:“这些没有薪酬的职位通常是付薪工作的第一步”,尤其在一个入门级工作通常需要相当多的实地经验的领域。她补充说,很多人根本无法承受,特别是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人群,比如有色人种、外国人和有了小孩的父母。


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保护国际、大自然保护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发言人很大程度上不愿讨论它们实习政策的细节,但所有四个组织都提供无薪和有薪的实习。 (无薪实习有时可以抵作大学学分;有薪实习则视乎募资的情况)。


这些组织也是该领域的大型雇主,拥有相当大的财务盈余(WWF-美国去年收入2.48亿美元,支付了其首席执行官730,666美元)。威廉姆斯表示“当高等教育机构要求获得无薪的实习机会(甚至不惜付出较高的个人成本),这些大型环保组织则提供无薪全日制工作,这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举动”。


一些较小的非政府组织认为他们在财务上无法提供有偿实习。显然,即使是无薪的实习也将耗费组织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间接费用甚至现金。


根据发言人亚历山德拉·谢尔斯(Alexandra Shears)的说法,德雷尔(Durrell)野生动植物保护信托基金仅提供无薪的实习,以便将资金集中在其保护任务上。但她表示,这个基地位于泽西岛的非政府组织对潜在实习生的财务状况很清晰和坦率,并且“尝试在住宿和交通方面帮助他们”。


Juraj Svajda在高塔特拉山国家公园(斯洛伐克)测量山径的侵蚀程度


该组织最近在英国巴斯提供了为期6个月的实习机会,要求至少是学士学位和全职工作时间,但薪酬为零。实习生可以获得租金、日常交通和午餐等不超过3500英镑(4,550美元)的补助。但这就是全部了,所以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许多部门,包括环保新闻部门,都使用无薪的实习计划,为那些希望获得实践经验、美化简历、建立人脉、接受指导和支持的人提供机会。”Shears指出Mongabay也经营无薪实习计划——她曾经作为编辑在那里工作。 (Mongabay无意设立一个全职工作岗位,该计划仅要求每周承诺工作十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Shears还注意到大多数在Durrell的实习活动持续了两三个月,以适应学生和实习的财务挑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小型保护组织都依赖于无薪实习。 Blue Ventures是一家位于伦敦的海洋保护非政府组织,最近提供了六个月的实习机会,薪酬为8,750英镑(11,400美元)。


保存犀牛国际的负责人凯西·迪恩(Cathy Dean)说,“我非常了解关于无薪实习的争议和利用志愿者的风险。”


实习生的年薪为18,000英镑(23,400美元),但实习生需要在伦敦工作11个月,在纳米比亚工作1个月,而伦敦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 Dean表示,她认为薪酬是公平的,因为该组织其他人的薪金从21,000英镑到39,000英镑(27,300美元到50,700美元)——这当然远好于无薪实习,也超过英国的贫困线。实习计划具有很强的竞争力,Dean表示通常有250名申请人。


“我不能评论其他组织,我只能说有薪实习计划对我们来说很适合,“她说。


与许多其他非盈利部门相比,环保组织依然严重缺乏资金。据慈善导航网站介绍,环保及动物权益组织2015年在美国筹集了106.8亿美元,仅占当年慈善捐款总额的3%。如果你看看拯救地球生命所需要的资金(一份报告称每年的数字为1500-4300亿美元),目前的募资水平是可笑的。


因此,也许没有报酬的工作是一种必要的恶?当被问及支付实习生工资是否会阻碍环保工作时,Fournier回答说:“是的。”


“(省下的钱)可以支付汽油、卡车维修、以及购买设备以使用符合伦理的方式护理和处理我们研究的动物。”她补充说:“这不是这样做的借口。我们永远不能做所有我们想要的保护工作,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推动了环保事业的前进。”


“自我与态度”


当然,这些金融趋势并不是年轻的环保人士所独有的。千禧一代已经成为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客户服务工作的一代人。在许多国家,即使高等教育和卫生保健费用高涨,工资也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学生毕业时很多时候都是负债累累,好工作的机会很少,能找到的工作往往薪水很低。还记得科学博士申请到星巴克工作的故事?噢这个是真实的。


但由于教育要求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入门级工作很低的薪酬,这些问题在环保行业甚至被加剧了。


最重要的是,许多人还表示早期的工作经历是令人沮丧的,因为他们在工作中不被尊重,而且同事也很难相处。


Natasha Ballal.


“我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对待其他环保人士的想法和他们的态度,”29岁的Natasha说,她目前在印度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做教导主任。


Ballal说她早期的职业生涯像是被困在各种方面的生态保护工作里,包括每天的后勤,以及为采访走遍上千个村庄。对于所有这些,她说,得到的是“极少的薪水和感谢。”


Ballal的早年遭遇和其它很多地方的人产生了共鸣,那些人说年轻一代环保人士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应对高资历环保人士的自负心理,工作却没有薪水无疑恶化了他们所遭受的不尊重和羞辱的待遇。


“永远最能打击到我的是,因为你的工作没有工资,你所付出的时间被认为是完全无价值的。你可能会被要求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人为此付钱,没有人会在意你在做什么,”Soizic le Courtois说。她今年三十岁,拿了一个环境保护科学的硕士学位,在海外做了一年自费的义工,她最终离开了生态保护领域转向教育领域。


“生态保护和其它的专业一样没什么区别,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Milner-Gulland说,他指出之所以诸多环保人士会自负,可能是因为环保是一个目标驱动的领域,会让人产生道德优越感。


除了引人瞩目的证书、各方面的奖状、以及是第一个进入牛津大学生态保护专业的墨西哥女士,但Vaca说年长的生态保护学家依然拒绝听完她的想法。


她说:“如果我们可以不再因为年龄低估别人,让年轻人去做他们创新的想法,在生态保护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


在新兴科技的运用上,年轻环保人士一定会起到很好效果。


“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所在的某个信托董事会的另外一个董事曾经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做网页,我简直无言以对”Ruzo说。


世界永远在变化。只要我们重视年轻的环保人士,这些成长于技术化全球化的复杂世界孩子们的想法就能够使生态保护做的更好。


“看到这些个年轻人被世道欺负,拿着低薪过度工作,甚至最后意识到他们不能在这个行业立足,这让我觉得很难受。”Ballal说。


“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岗位,至少有十个人可以来代替我,”le Courtois解释为什么她离开环保行业转身投入教育行业。


“我尝试去找出什么是导致这个现状的原因。市场上没有足够的生态保护工作岗位,因为所有人都在抢同一桶金子。可是怎样才能让这桶金变多呢?你可以找人募捐,或者也可以用政府的钱,但是这些也是很有限的。唯一可以把池子里的钱变多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关心生态保护这件事。又要怎么让人们在意呢?纪录片,提高环保意识,或者你可以教育孩子们要关心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成为了一名老师。”


现在,le Courtois已经改行了三年并且正为教育研究学的硕士文凭而努力。她最终摆脱了困境,现在在引导她的学生们去关心生态环境。然而她却是牺牲了自己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工作。


那这其中所冒的风险是什么呢?


答案已经很明确了,风险就是生态保护领域可能会错失大批热情有资质且敢于创新的年轻人。


几乎是所有的被采访者都同意: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就业初期的环保人士付薪,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申请者废除没有薪水的实习生模式,放弃对刚入门的环保人士也要求他们拥有几年工作经验的期待。有一位受访者建议政府可以监管民间组织,以防止他们让没有薪水的实习生做一些需要高技术的工作。


另外,也有人表示:生态保护方面的雇主应该多设一些入门级岗位,并确保雇佣那些初入行业的应聘者来填充这些岗位,而不是那些有了好几年经验和博士学位的人。


一些被采访者还认为非政府组织应该优先雇佣当地人而不是让那些发达国家的生态学者来完成项目。他们相信这可以大大降低薪水的支出并让环保工作更加接地气。


Seth Wong. Photo courtesy of Seth Wong.


“外国研究人员和学生来到这里,完成一个项目,回家后发表一篇论文,就再也不回去了;这是保护吗?”26岁的赛思黄说,他正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为了帮助全球化的保护工作,米尔纳·格兰德(Milner-Gulland)呼吁为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内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用于保育方面的学习。她提出了一个方案,赞助毕业生带薪去其他大陆进行一至两年的保育培训,而不是大公司和行政部门为他们最好最聪明的雇员提供的那种速成式的培训。


对于Lucas Ruzo来说,保育事业受困于非盈利的模式当中。


“我们需要超越慈善模式,并接受不同的法律运作结构。”他说:“让我们资助创新,那种没有先例的创新。”


当然,这些想法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金钱。这总是有限的。


但责任不只是在系统上。消息人士称,年轻的环保人士也需要审视一下自己。


“有志进入环保行业的人士应该考虑一下他们可以为这个行业带来什么”Wong说道: “环保行业需要什么,你怎么能达到这个目标?也许答案不是更多的研究和科学,作为老师、商人、企业家或社会工作者,你可以真正贡献更多。”


但在短期内,在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出现之前,年轻的环保人士可能会遇到障碍,甚至是财务上的不可能,让他们很难继续留在这个行业。可以理解许多人放弃了,带着他们的才智与潜能离开了这个对于维护地球上的生命至关重要的行业。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物种在走向灭绝。


“我正在努力,把我的简历发送到世界各地。”Svajda说: “不下一百次答案是这样的:你的简历令人惊叹,令人印象深刻,但很遗憾我们不能雇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