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鸟类环志简史

相信许多人小时候都听过一首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细究起来，这恐怕是大家最早接触到跟鸟类迁徙有关的内容。许多鸟类随着季节变换而沿南北或东西方向进行规律性的往复迁徙，应该算得上是最为引人瞩目的自然现象之一。人们对鸟类迁徙的认识也是由来已久，不仅在今天的儿歌中传唱，更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著作《吕氏春秋》中就已有“孟春之月鸿雁来，孟秋之月鸿雁去”的记载。而眼下，每年 4 至 5 月初在我国各地陆续开展的“爱鸟周”活动也与候鸟们有着不解之缘。

相传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吴国宫女就曾在家燕（Hirundo rustica）脚上绑缚红线，借此观察第二年春季这些个体是否回归。到了1595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创建者亨利四世驯养的一只游隼（Falco peregrinus）在释放参与鹰猎时失踪，一天之后在地中海马耳他岛上被人发现，这只游隼的脚上戴有标识身份的金属环，此案例也被视作环志并且“回收”的第一个记录。然而直到三百多年后，系统性地利用环志来研究鸟类迁徙才正式粉墨登场。1899年6月5日，丹麦中学教师和业余鸟类学家汉斯·莫特森（Hans C. C. Mortensen，1856-1921）为捕捉到的紫翅椋鸟（Sturnus vulgaris），戴上写有地址和编号的特制铝环。随后他的环志工作逐渐拓展到了白鹳（Ciconia ciconia）、鹭类和雁鸭类上。其他人在发现戴有这些铝环的个体后，常会写信告知汉斯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他则将这些信息在报纸上发布以鼓励更多的人效仿参与。1909年，英国开始采用汉斯的方法进行了鸟类环志工作。1930年左右，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有了自己的鸟类环志中心。直到今天，汉斯开创的环志模式依然在世界范围内被沿用。

汉斯

汉斯的环志模式最终也传到了亚洲，1924年日本开始环志候鸟，成为亚洲最早采用该方法研究迁徙规律的国家，并且一直持续到1943年底才由于战争原因而中断。这期间累计环志鸟类31万余只，回收到环志鸟15379只。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候鸟环志一度陷入了停滞，整个世界也迅速进入到东西对抗的冷战时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政治军事上的敌对，却在不经意间为候鸟环志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在冷战达到巅峰的1963年，由美国军方资助的“迁徙动物病理学调查”项目（Migratory Animal Pathological Survey，简写为MAPS）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印尼及香港、台湾等8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这项调查旨在通过国际间合作，了解亚洲候鸟的迁徙规律、体内外寄生虫、候鸟迁徙与流行性脑炎等疾病传播的关系等内容。前后计有13个研究团队171人参与了MAPS项目，到1971年，累计环志了1218种鸟类，共116.5万只，其中回收到235种5601只。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亚洲地区开展的大规模跨国协作环志候鸟，1974年由项目负责人豪尔·马克鲁博士（Howe E. McClure，1910-1998）将结果汇总出版《亚洲鸟类迁徙与生存》（Migra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Birds of Asia）一书，至今仍是研究亚洲候鸟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马克鲁

令人惋惜的是，受时局所限中国大陆并未参与到MAPS项目当中，使得涉及到该地区的情况只能依靠推测，而影响了对亚洲候鸟迁徙规律论述的全面性及准确性。尽管存在缺憾，MAPS项目对于参与各方的鸟类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台湾地区为例，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谢孝同先生（Sheldon R. Severinghaus，1940-2015）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来到台湾东海大学任教，因从小喜爱鸟类并在美国参与过相关工作，进而实际领导了MAPS项目在台湾地区的野外工作。1977年，谢孝同先生还以台湾特有鸟种黑长尾雉（Syrmaticus mikado）和蓝腹鹇（Lophura swinhoii）的研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更为传奇的是，刘小如先生（Lucia Liu Severinghaus）因嫁与谢孝同先生为妻，从学习文科转而研究鸟类，逐渐成长为台湾最具声望的鸟类学家之一，并在2014年8月于日本东京举行的第26届国际鸟类学大会（International Ornithological Congress，简写为IOC）上当选为国际鸟类学委员会主席。

谢孝同  图片引自 asiafoundation.org

MAPS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鸟类新种——白眼河燕（Eurochelidon sirintarae）。1968年1月在泰国中部北揽坡府（Nakhon Sawan Province）的博拉碧湖（Bung Boraphet）畔开展环志工作时，1只具有宽大的黄色嘴，腰部白色，相对较为强健脚爪，长相奇特的“燕子”被当地村民交给了研究人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它与非洲河燕（Pseudochelidon eurystomina）关系最近，泰国鸟类学家以泰王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King Phumiphon Adunyadet，1927-2016）的三女儿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来命名了这一新种。尽管有皇室成员“加持”，白眼河燕自1986年以来再无任何可靠的记录，预示着该种可能已经灭绝。

图片引自 orientalbirdimages.org

1964年5月，日本山阶鸟类研究所（Yamashina Institute for Ornithology）收到了一封经由莫斯科方面转交的朝鲜来信，时任朝鲜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的元洪九先生（Won Hong-gu，1888-1970）在信中向日本同行求助，希望获知他在平壤牡丹峰公园里发现的一只戴着日本脚环（编号C7655）的北椋鸟（Sturnus sturninus）是在哪里放飞的。日本鸟类学家通过元先生提供的脚环信息，很快就找到了环志者。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只北椋鸟竟然正是元洪九先生的儿子元炳旿（Won Pyong Oh）于1963年在韩国首尔环志放飞。

朝鲜于1992年发行有关元洪九先生和这只北椋鸟的纪念邮票

在1983-1990近八年间大陆地区共环志了62755只鸟，但只回收到了国内环志鸟162只（张孚允 1994），即仅仅有0.26%的环志鸟能够被回收。由此不难想象，一只鸟被儿子环志，而能够再被父亲所回收的概率究竟会有多小。

儿歌里唱道小燕子“年年春天来这里”，但却没有说秋天的时候它们又去哪儿了。1986-1989年间在山东日照地区对家燕（Hirundo rustica）和金腰燕（H. daurica）进行的环志研究给回答这个问题，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

三年间，研究人员一共环志了547只燕子幼鸟，其中家燕占到了89.3%。据1987年的观察，燕子春季最早于3月29日迁来，秋季则在9月21日开始迁离。相较于家燕，金腰燕迁来的时间要晚10天左右，也会提前迁离10天左右。在秋季南迁开始前，两种燕子都有集大群停栖一处的行为。环志的成鸟中，近1/4的个体在第二年回到了头一年的原巢址，通过修整继续在旧巢中繁殖育雏。同时发现，雌雄成鸟间在第二年改换配偶再行繁殖的现象较为普遍。而1988年6月16日，在直线距离3960 km之外的马来西亚回收到日照环志的家燕1只，证明了东南亚是我国家燕迁徙越冬地之一。

年复一年，候鸟们由着本能的驱使，飞过山河湖海，跨越自然的界限或人为的纷争，历经春秋寒暑，穿过雨雪风霜，在数以百万年来形成的迁飞区域中履行着与过去和未来的约定。候鸟迁徙不仅是气势恢宏的自然奇观，也是维持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维系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飞羽精灵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与呵护，一定还会有更多动人的故事，将因它们而缘起。